撰文◎本报记者 王坤

　　摄影◎本报记者 张大巍

　　（感谢冰城摄影爱好者馨子部分照片提供）

　　热火朝天的举家搬迁，暂时的留守。当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二期改造区域内3600户居民搬离逾半，留走之间———成为定格在眼前的两幅交错的场景。

　　在找到合适的租房后，留守的居民也将很快搬离老屋。

　　今年全市棚改路改项目建设，是涉及户数最多的一年，将彻底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每一处搬迁现场，不断考验着人们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蜗居老屋几十年，面临离别，故居的留恋、利益的博弈、生活的担忧、未来的期盼，交集在一起。

　　在原住民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深刻。

　　能够抚慰他们情感的，是有史以来最为优惠的搬迁补偿政策，是大拆迁给他们生存条件带来的革命性的升迁。耐心宣传，悉心落实，诚心实意的奔走解难，彻夜未归的促膝长谈……心灵间的不断磨合，终于让搬迁居民的脸上流露出从抵触到理解的温情。

　　于是，一拨又一拨的搬迁车辆，载着惜别，更载着希望，汇成了和谐之旅。

　　3月中旬，再次来到道外南二和南三道街，一切显得既熟悉又陌生。就在中华巴洛克二期改造工程的搬迁区域内，那些几个月前还清晰充耳的吆喝声、说笑声、麻将声、泼水声、敲桶声、犬吠声……如今已经被载着老家具的卡车发出的“轰轰”声淹没。

　　拆迁组第四组组长宋殿荣说，那些留守的居民，因为信息不畅，拆迁组正四处帮他们找租房。4月底前，这里将成为一片净地。然后，这里将被开辟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商业服务区，成为哈尔滨新的旅游景点。

　　圈楼，

　　一辈子的“穴居”

　　与77岁老人王希芳的聊天，是在一间如洞穴一样黑暗的小屋中踮着脚开始的。

　　在留守圈楼的最后几天，这些生活在老道外的原住民，将老楼中的所有故事，一一装回心里。

　　说“南二道街42号”，显得有些生分。这里的人都叫大院，“42院”。

　　2007年秋天的那场大火，对42院来说，是一场浩劫。和道外其他几栋失火的圈楼一样，在墙体严重被损、房顶被毁后，42院开始频繁断水断电。楼里十几户居民很快搬离了。有的住亲戚家，有的在附近租了房子。留守在这间四处漏风的老屋子里，王希芳的老伴不久便生了重病去世。

　　一场大火，让王希芳彻底陷入孤单窘迫的生活。

　　从狭长的小道进入坑洼的院落，王希芳的家在东侧，一楼。洞穴般的小屋，只在靠近门口的地方吊了个25瓦的灯泡。两米见方的厨房，除了炉子和一张桌子，几乎无处下脚。厨房旁边是个堆放旧物的小仓库，因为被大火烧了房顶，四处漏风，没法住人。这样一座旧屋，站上5分钟，就会冻脚。

　　同住的还有王希芳做临时工的女儿和读初中的外孙女。睡觉、吃饭、学习、玩耍，13岁外孙女所有的生活都在里屋进行。那个里屋，进去就是一铺炕。

　　漆黑一片的里屋，要靠把灯泡甩进屋才能照亮一些。棉被垛边，是一台只能放出3个频道的旧电视机。它是老人与外界信息接触的唯一方式。

　　“住了一辈子了……房子太老，冬天咋烧都冷，蹲在炉子边儿还冷。我就上炕捂棉被，再不就出门劈个柈子。”和道外大部分原住民一样，王希芳当年从关里家一过来，就住在这间老屋里。

　　老道外现存的圈楼，仍住着这样一群原住民，他们也许一年也不去一次道里或南岗，不进商场超市，不用手机，不上网。条件好一点儿的，家里能扯上根电话线，还能安个数字电视机顶盒。绝大部分人窝在没有下水管的几平米小屋里，一住就是五六十年。

　　圈楼里的很多房屋，已经被附近做买卖的人租来当仓库。

　　担忧，

　　解于利益的平衡点

　　对这些原住民来说，此次搬迁或许是他们彻底改变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于是，在“原地回迁”、“拆一还三”的传言中，人性化的拆迁政策最终在百姓利益诉求与城市变迁脚步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拆迁之初，一些居民频繁找到拆迁办，拍着桌子叫板，要求工作人员，要么给他们“拆一还三”，要么“原地回迁”。因为对政策不理解，矛盾，在居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冲突中一度濒临爆发。

　　王希芳是低保户，全家一个月生活费只有700块钱。这种情况，南二道街就有二十几户。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说，巴洛克建筑群内的居民，约有半数可以顺利解决搬家问题，但另半数，或因为经济条件非常拮据，或因为无处租房，或因为舍不得离开老屋，因此忧心忡忡，甚至反应有些激烈。

　　“买不起房子，就别指望房子降价！”说这番话的，是中国地产界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也许，这是很多不为房愁的局外人普遍的想法。

　　而搬迁政策恰恰在于，要让更多困难群体住上房、住好房。

　　中华巴洛克二期拆迁区域内的居民，将全部迁至道外陶瓷小区回迁房，不仅是楼房，还是高层。“当时大家一下子炸了锅似的，后来就开始排班儿办手续，很快就走了一半。”王希芳说，头阳历年刚听说房子要拆，她意识到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次机会，但那份激动只持续了一瞬间：“我一辈子没想过住大楼房，怕住不起。”

　　住上楼房，究竟需要花多少钱？宋殿荣说，就王希芳这种拥有20平米建筑面积住房的低保户来说，可以享受40平米最低保障户型的政策，加上政府免费给的10平米的异地安置优惠政策，老人能住上一个建筑面积50平米、一室半的房子。这个保障户型还有优惠政策，假如王希芳家有钱，则在原房面积上靠40平米时，按建安成本交20平米的差价，每平米1680元，一共交3万多元。老人在得到搬家的1.2万元奖励费、3000元正月搬家费和2000元租房补助费后，只需交1万多元，就能住进新房。如果1万多元仍交不上，那20平米还可以承租：即每个月交20平米的租金不到20块钱。直到老人有钱了，再把20平米的钱按1680元/米的建安成本交纳。

　　陶瓷小区的建安成本价，跟周边其他小区的房价相比算是很低的，整个道外的住房均价已经在五六千元左右。

　　拆迁组跟居民委一起找到王希芳母女俩，安慰他们，并帮她们算了这笔账。

　　小屋里多次的推心置腹和促膝长谈———这是拆迁区域内温情的一幕幕。一笔笔的算账，不仅解了这母女俩的心结，还让院里那些邻居没了后顾之忧。

　　连王希芳这样的低保户都可以住好房，圈楼里的居民们纷纷找到拆迁组，让他们帮自己算账。心里有了底，大家开始排队办手续，有的甚至连夜搬家。

　　至于居民们说的今年“两会”后有可能“原地回迁”和“拆一还三”，宋殿荣说，从第一天跟居民签合同那天起，就一直有老居民拉着他的手反复说：“如果把这儿扒了盖个房，还让我回来住，就太好了。”老居民对老家的感情，令他感触颇深。于是，他让拆迁组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跟居民耐心讲：今年的政策还是“拆一平米还一平米”，大家住的这个地方，由于是中华巴洛克保护街区建筑群，要好好保护起来，所以不能设住宅回迁，请大家一定要理解政府。

　　老墙上，随处可见“加快文化保护街区改造 传承中华巴洛克建筑文化特点”的宣传标语，还贴有《中华巴洛克改造后不建住宅》的报纸复印件。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老百姓更认报纸上说的事儿。

　　“我干拆迁三年，今年的政策是最优惠的一次。”宋殿荣感慨，“真正撼动老居民情感神经的，还得是政策。”

　　惜别，

　　当圈楼像公园一样

　　“这儿要是能恢复到我年轻那会儿那么热闹，就好了。”

　　王希芳知道，她搬出老屋后不久，住了大半辈子的老楼将变成像公园一样的地方。就冲这，离开也心甘情愿———政府为城市勾画的未来，成了棚改路改拆迁范围内大部分居民搬迁的动力。

　　南二和南三道街老楼的街对面，就是两年前中华巴洛克一期改造完工的楼群。两年前，王希芳在这里送别了一批老邻居，那种故土难离的情感纠葛，曾深深刺痛过她的心。“不管咋说，是城市建设好了，才想着把这地方保护起来。”

　　记者问王希芳：“大娘知道啥叫中华巴洛克？”王希芳想了想说：“这不是外国名儿吗？嘿嘿……对面不就是嘛。”

　　记者说：“您搬出去之后，这可能恢复成您年轻时那个样子：有小吃，有做小买卖的，只要有钱，要啥有啥。但您以后只能像逛公园一样来看看老房子，不能住了。”王希芳沉默了很久，说：“我知道。”

　　王希芳在哈尔滨没有什么亲戚。她一直觉得，新地方再好，也永远比不上这里。提到老屋时，王希芳总是神采奕奕，像个孩子，说笑就笑，说哭就哭。在老人眼中，老房子什么都好，断水断电，漏雨漏风，也好。

　　这是因为老人太熟悉这个地方了。即便这样，老人却从头到尾没抱怨过政府。

　　在这些原住民眼中，政府一定是为百姓好的。他们知道。

　　习惯，

　　坚持与即将改变的

　　城市的变迁，将原住民带离老屋，带进楼房。在这场生活方式的升迁中，还有那些坚持的与即将改变的习惯。不管坚持与改变，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道外陶瓷小区原住居民3200户，再加上巴洛克改造区域内的3600户，新陶瓷小区将成为在哈市占地规模较大、拥有万户居民的新型小区。

　　搬迁现场，家住南三道街的一名居民拦住记者问：“我把我剩的这些煤球交给新楼的锅炉房，包烧费能不能让我少交点儿？”物业费、包烧费、电梯费等许多居住在现代小区要交的费用，还有住宅区附近市场的物价，这些让他一直感到负担。

　　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鸿杨认为，对老道外棚户区的居民，尤其是原住民来说，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非常难。过去住老屋，自己烧火，自己修房，一切自给自足。如今要生活在现代小区，那里分工很细，供电、供水、供热，都要明确收费。但一旦住进楼房，就业、社保、低保等相应的配套政策就会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真正为贫困家庭及低保户解除后顾之忧。

　　生活方式缘于那些坚持着的习惯。

　　王希芳的老家在山东掖县。多年来，老人的乡音始终没改，同样不改的还有那些生活习惯。“寂寞啦，就溜达出去找邻居聊天，听他们叨咕些事儿，要不就到江沿儿早市买菜，还能找到几个老邻居，看个熟人儿。”在厨房，记者看到了桌上一个破旧的小本，那里面记着一些邻居的电话，都是已经搬走了的。

　　记者说：“楼房里也有居民委，到时候您也当个官儿，跟着忙叨忙叨。”

　　老人说：“在我们大院，经常有人拿着那么大个相机，问这是啥、那是啥，然后就照相，还跟我聊天，管我讨水喝……”

　　那些曾经在圈楼中多年的守望相助，到了楼房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面临重新调整。

　　但77岁的王希芳，提起大高楼里的新生活，眼睛中闪烁着神采奕奕的光：“不能再让孩子围棉被、点蜡烛读书了，姑娘也得吃点儿好的、穿点儿好的！”

　　很多旧日的习惯，也会在那些念念不忘中被淡忘。

　　磨合，带他们走出老屋

　　像王希芳这种目前留守的原住民，不会成为“钉子户”。他们支持搬迁、拥护政策，只是因为困难而暂时留守。拆与被拆者之间的一次次心灵磨合，带他们走出了老屋。

　　在巴洛克二期改造区域，老居民，尤其是原住民，与拆迁人员的关系微妙。

　　有拆迁人员说，这里不大可能会出现“钉子户”。

　　中国的拆迁与国外不同。国外的“钉子户”往往是基于非经济因素而拒绝搬迁，比如怀念故居。中国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拆迁纠纷正是因为经济利益谈不拢。

　　在启动拆迁的最初几天，拆迁人员遇到了抵触情绪。居民在拆迁中维护自身权益，无论以何种手段，无论他们与工作人员经历怎样的磨合，拆迁办的人认为，这都是居民在同政府一起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得理解。

　　在全市已经启动拆迁的街区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上演着拆迁工作人员与搬迁者的一次又一次心灵磨合。曾有几个年轻的拆迁工作人员，很快就嗓子哑了、累倒了。他们说，在每一处搬迁现场，考验着所有人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今年这场棚改路改“攻坚战”，其实比此前任何一次都要艰难得多，因为两年前棚改结束后剩下的棚户区，都是无人愿意啃的“硬骨头”。

　　蜗居在老屋里的居民，很多家的产权模糊不清，因年代久远，办理手续过程非常棘手。工作人员说，他们这几天见识了许多“古董”，有的房产证还是民国时期的。

　　搬迁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居民在中转期间的房子问题。马上搬走的，一定是有能力的，会住到亲戚家或租房；没能力的，只能干着急。王希芳是一个典型。

　　宋殿荣说，大部分原住民的信息不是很畅通，可能只跑一家中介就放弃了。现在，居民委和拆迁组正积极帮他们寻找条件差不多的便宜房。细心的宋殿荣在选房时先锁定道外，因为他知道，老道外人，即使是中转的租房，也还是想离老屋越近越好。

　　房子越来越破旧，生活越来越艰难。但居民们久居老屋，对这场突变还是显得措手不及。这是一定的。

　　拆迁人员唯一能做的，是努力、细致地，用他们诚心与耐心，带着这些老居民，走出老屋，走向楼房。

　　数日后，当记者再次前往42院看望王希芳时，宋殿荣说，就在记者和老人聊天后的第三天，老人全家已经找到合适的租房，在拆迁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搬离了老屋。

　　驱车离开老道外，一路颠簸。年轻的司机对记者说，他小时候就是在老道外长大的，那时老道外就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但如果可能，他还想回到这里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生活在这里的感觉。

　　所有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有一个无法抹去的老道外人的身份。

　　此时此刻，他们还在为搬家忙碌着。

　　不久，他们将带着留恋与希望离开。